全球科学界最近收到了一份让人瞠目结舌的成绩单。《自然指数》首次发布应用科学榜单，结果出来的那一刻，西方观察家们估计都傻了眼——前三十名，清一色中国机构。不是前三、前五，是整整三十个席位。直到第31名，才终于出现了新加坡国立大学。
更夸张的数据在后头。中国的贡献分值22261，占全球应用科学产出的56%。美国呢？4099分，10%。一个国家的产出，超过了第二到第七名六个国家的总和。这种碾压式的领先，在现代科学史上前所未有。
一份榜单，两种思路
《自然指数》这次统计的不是那些探索宇宙奥秘的基础研究，而是工程、计算机、材料这些直接能转化成产品的应用科学。榜单追踪了25家顶尖应用科学期刊和会议的论文发表情况，这些期刊怎么选的？近4200名研究人员调查投票，代表着他们愿意发表最重要成果的地方。
中国科学院稳稳拿下第一，紧接着浙江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大、北大……读下来就像在翻中国顶尖科研院所的花名册。但把这份榜单和传统综合科研榜单对比着看，画风就不太一样了。
法国在综合榜单排第六，显示出深厚的科学传统，但在应用科学榜单只排到第十二。韩国反过来，综合排第七，应用科学却跃升到第四。这种错位暴露了不同国家的科研战略选择。
韩国的应用科学产出占总科研产出超过50%，马来西亚这个数字接近90%，中国也在50%左右。而德国只有27%，英国23%，美国更低，只有17.4%。
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主席罗伯特·阿特金森一针见血地指出，东西方政府在设定国家研究优先级时遵循着截然不同的逻辑。美国推崇"为了科学而科学"，把基础研究视为产出造福全人类知识的崇高事业。而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更注重工程应用，把科研资助集中在先进技术和制造业上。
美国其实也不是一直这样
冷战期间，美国政府大力投入应用科学研究。阿波罗登月计划就是典型例子——那不是为了探索宇宙奥秘，而是要在太空竞赛中击败苏联。那时候的美国科研体系，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手抓。
但冷战结束后，美国的科研导向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联邦科研支出相对于经济总量持续下降，而且越来越向基础科学倾斜。当时形成了一种主流理念：无论最终受益者是谁，通过基础科学创造知识本身就是好事，产业界可以根据自身需要利用这些知识搞产品创新。
韩国科学技术院的科技政策研究员金素英形容这种理念："基础科学就像一座知识宝库，技术应用来源于此。"
这套逻辑在很长时间内似乎运转良好，美国凭借雄厚的基础研究积累，在半导体、互联网、生物技术等领域取得了辉煌成就。问题在于，当这套逻辑被过度推崇，当政府把几乎全部科研资助都倾注于"纯粹的"基础研究，而把应用转化完全交给市场和企业时，一个巨大的缺口就悄然形成了。
企业追求短期回报，不愿意承担风险高、周期长的应用研究；政府又撤出了这个领域。于是，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之间的"死亡之谷"越来越宽。
中国的全门类制造业优势
中国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长期支持符合经济目标的研究，并把这一原则贯彻到科研体系的方方面面。成为全球科技、计算和人工智能中心，不是口号，而是可以量化、可以执行、可以考核的战略目标。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工业体系，涵盖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是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有着世界上最丰富的"工程问题库"。
高铁要提速，就得研究空气动力学和材料学；桥梁要跨海，就得研究抗腐蚀和结构力学；特高压要输电，就得研究绝缘和电磁场。每一个工业门类的存在，都在源源不断地向科研界提出需求，提出挑战。
电动汽车就是个绝佳例子。短短几年间，中国已成为全球电动汽车发展的主要阵地，产量占全球的70%。这不仅是产业政策的成功，更是应用科学研究长期积累的结果。从电池技术到电机控制，从智能驾驶算法到充电基础设施，每个环节都需要大量应用科学研究支撑。
人工智能领域的数据更震撼。2014年到2023年间，中国发明人申请了超过38000项生成式人工智能专利——是美国发明人的六倍。
宁德时代在福建，比亚迪在深圳，汇川技术在苏州，宝钢在上海。这种产业链的集聚，让跨学科、跨行业的协同创新变得异常容易。搞电池的可以随时跟搞整车的沟通，搞材料的可以随时跟搞工艺的对接。这种高频次的互动，极大地加速了技术迭代的周期。
西方开始反思了
面对这组令人不安的数据，西方科学界开始出现反思的声音。阿特金森直言不讳："时代变了，西方科学的霸权不再无人挑战。"去年，中国在自然科学研究产出中超过美国，并在此后连年扩大优势。国际能源署最新数据显示，中国约占全球可再生能源支出的三分之一，而美国仅占15%。
一种普遍的焦虑是：如果西方继续沉迷于纯粹的学术自由，而忽视国家战略需求，是否会在下一轮工业革命中被边缘化？
阿特金森认为，西方可以借鉴亚洲的科研资助模式。这不意味着要放弃基础研究，而是要在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找到更好的平衡。"虽然科学研究应该始终保持自主权，但政府可以更大程度地设定资金的优先级，让资金更多地倾向于国家重大战略领域。"
他还指出，美国科学界过去对学术自由的定义过于宽泛，认为学术自由需要包括研究人员选择研究什么以及如何进行研究的自由。这种理念在和平时期、在科学霸权无人挑战的时代或许是可以负担得起的奢侈品，但在当前全球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下，可能已经过时了。
东京ScholarlyIntelligence的分析师克里斯托斯·彼得鲁评论道："这是中国长期战略思维的结果，他们希望通过在科技领域取得突破，从而在全球舞台上获得优势。"
结语
回望历史，科学重心的转移并非没有先例。从古希腊到阿拉伯世界，从文艺复兴的意大利到工业革命的英国，从二战后的美国到今天的中国，科学的火炬一直在传递。
《自然指数》的这份应用科学榜单，或许正是又一次历史性转移的标志。当中国机构包揽前三十名，当东西方在科研优先级上呈现如此鲜明的分野，我们正在见证的，可能不仅是排名的变化，而是整个全球科研格局的重塑。
对中国来说，这份成绩单既是对过去努力的肯定，也是对未来发展的鞭策。领先不意味着可以松懈。如何在保持应用科学强势的同时加强基础研究的原创性，如何在追求数量的同时提升质量，都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应用科学的价值，恰恰在于它是连接知识与生活的桥梁。当更多的国家、更多的机构、更多的研究者投身于应用科学研究时，最终的受益者将是全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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