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人心中，党中央在延安（1935—1948年）度过的那段岁月，似乎是我国人民面临生死存亡的严峻关头，彼时正忙于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建设，恐怕难以兼顾科技领域的探索。然而，这种设想实则与史实不符。尽管彼时战火纷飞，物资奇缺，然而对科技工作的重视程度却不容小觑。不仅确立了明确的科技政策、设立了科技团体、创建了理工院校并举办了科技活动，还涌现出众多科技成果，为经济和军事的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和强大动力。科技工作成为了解放区建设的一大亮点，这一领域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
明确的政策
自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以来，众多知识分子勇闯难关，纷纷奔赴延安，投身于中国共产党引领的抗战浪潮之中，其中不乏科技领域的专业人士。据不完全统计，在1937年和1938年间，通过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抵达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便达2288人之众。为了更有效地凝聚科技人员与知识分子的力量，发挥他们的专业优势，党制定了一系列明确有力的政策。
普通士兵每月津贴1元，团级军官每月津贴2元，而团级以上军官每月津贴则为3元。工程技术员则享有最高的3元津贴。这一规定，是经过毛泽东亲自批准的。
1939年农历正月初七，即公历2月25日，星期六，延安举办了一场首次技术人员新春晚会。毛泽东同志亲自莅临并发表讲话。他强调，今日之会，旨在彰显技术人员在政治领域中的地位及其重要性。我们以政治手段驾驭技术，然而缺乏技术的政治则是空洞无物的。部分人对于技术人员及其工作抱有轻视态度，甚至有些技术人员对自己从事的工作也缺乏足够的重视，这种观念是极为不妥的。若无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作的支撑，我们既无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亦无法建设一个崭新的新中国。
1939年12月1日，毛泽东亲笔撰写了《中共中央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其中强调：“历经漫长且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以及建设新中国的伟大征程中，共产党务必精于吸纳知识分子”，“若缺失知识分子的参与，革命的胜利将无从谈起”。此观点遂成为我党确立吸纳、重用、优待科技人员政策的重要指导原则。
1940年3月10日，毛泽东同志莅临延安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紧接着，在次月，他再度出席了八路军后方技术干部及技术部门政治干部的座谈会，并发表讲话，详细阐述了党的科技政策。在讲话中，他强调了技术工作对于革命事业的重大意义，并指出激发技术人员工作热情、提升其社会地位的重要性。此外，他还谈到了党组织对技术干部的深切关怀。
1940年3月22日，中共中央秘书处举办了直属机关与学校在职的财政经济及各类技术工作人员的会议，毛泽东同志亲自与会并发表讲话。他指出，召开此次会议，旨在向那些默默耕耘、辛勤奋斗在财政与技术工作一线的干部们表达深切的慰问与崇高的敬意。同时，他期望大家能够对党的科技事业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以期推动相关工作的持续改进与提升。
在这段时期，自然科学在毛泽东的思想体系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位置。1941年1月，他在给远在莫斯科的二子毛岸英、毛岸青的信中言道：“趁着年华正值青春，应多投身于自然科学的学习，而政治话题则宜减少一些。”他强调道，“总之，要重视自然科学，因为唯有自然科学才是真正的学问，其未来价值不可估量。”
遵循中央对科技人才的重用与优待的明确指示，中央军委于1941年4月23日颁布了《关于军队中吸收和对待专门家的政策指示》。其中强调：“若一个军队缺乏众多专门人才（包括军事家、工程师、技师、医生等），则难以成为一支强大的组织（军队）。”对于各类人才，均以其专业知识和技能为衡量标准，赋予他们充分的信任并赋予实际的工作职责，如工厂厂长、医院院长等，同时在物质待遇上给予特别关照。同年10月17日，中央军委再次发布“训令”，强调尊重军队内部技术专家的工作。该训令批评了军队中将政治工作与技术工作对立、过分强调政治而忽视技术的错误倾向。训令要求充分调动技术专家的积极性，保障技术部门的特殊需求，不惜投入重金，广泛聘请专业人才。
1941年5月1日，毛泽东亲自执笔制定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明确提出了“鼓励自由研究、尊崇知识分子，倡导科学知识与文艺的繁荣，广纳科学艺术之才”的方针。秉承此精神，《解放日报》连续发表了两篇社论：《奖励自由研究》（发表于6月7日）与《欢迎科学艺术人才》（发表于6月10日），对激励科技工作者进行自由独立研究的方针及其重要性进行了深入剖析；对科技工作与科技人才在边区建设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了有力的论证；并对党的科技政策与方针进行了清晰的阐述。该纲领与社论对延安科技事业的蓬勃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当天，中共中央书记处还发布了《关于党员参加经济和技术工作的决定》，批判了党内对技术工作存在的轻视态度。该决定号召党员“真诚地学习并熟练掌握自己的技术，以促进各部门建设工作的进步”。同时，要求党员积极向专业人士学习技术。
当时，延安迫切需要医疗领域的专业技术人才。7月30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联名向各兵团首长发出指示：“我军医疗技术建设进展缓慢，今后应积极吸纳大后方及沦陷区中技术精湛的医务工作者，无论其薪酬如何，皆应予以录用，政治上视同非党干部，生活上则给予专家级的待遇。”10月18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再次致电华中局书记刘少奇，指示他在苏皖地区招募600至1000名青年知识分子前往延安学习与工作，“若有技艺娴熟的工人或技术人才，则尤为佳选”。
1942年3月23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高级技术干部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
1942年3月23日，延安隆重召开了季度高级技术干部会议，毛泽东亲临现场发表讲话并致以祝贺。他着重指出技术建设的关键性，并强调必须立即纠正政治与技术脱节的不合理现象。毛泽东还认为，季会提出的诸如成立边区建设委员会、组建各类科学研究机构、设立工业学校、改善技术干部待遇等建议，与中央倡导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精神相契合，并对此表示高度赞扬，肯定了专家们敢于担当、勇于发声的精神。随着延安整风运动的广泛开展，众多干部被抽调集中学习。至4月，中央对干部的培养与使用出台了具体规定，明确指出对具备专门技能的干部应避免随意调动，以确保其工作稳定性和创新性。同时，中央再次对轻视技术工作的错误倾向提出了批评。
随着解放战争的激烈进行，党中央始终牵挂着工程技术人员的福祉。1948年6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一份关于工资问题的重要指示。该指示明确指出，某些地区出现了将技术工人、技师与普通工人工资水平拉平的错误倾向，“此行为极不妥当，亦属错误之举”。无视工程师、技师、技术工人与普通工人之间的差异，盲目推行平均主义的薪酬制度，势必抑制生产积极性的发挥，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概而言之，在延安时期，党对科技事业倾注了极大的关注，对科技工作者实施了吸纳、重用与优待的方针，竭力营造有利环境，助力他们施展技术才能，为国家的经济建设贡献力量。
成立自然科学研究会
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由毛泽东等发起，于1940年2月5日在延安正式成立。当日，延安自然科学界的同仁以及来自各机关和学校的代表逾千人，齐聚一堂，共同庆祝这一具有广泛群众性的研究会的诞生。会长吴玉章，以及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先后发表了讲话。就在陈云讲话之际，毛泽东不声不响地步入会场。陈云见状，欲中断讲话，邀请毛泽东上台发言。然而，毛泽东却坚持让陈云完成他的讲话后再行上台。
陈云言毕，掌声四起，毛泽东便步上讲台，继续发表演讲。他言道：“今日召开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我深表赞同。自然科学实为我国之瑰宝，它能够解决我们衣、食、住、行等生活中的诸多问题，因此，每个人都应当拥护它，每个人都应当投身于自然科学的研究之中。”“自人类在我国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以来，便离不开吃饭，而吃饭则需要生产，从而孕育了自然科学的雏形”。“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利器。若想在社会中获得自由，便需借助社会科学来洞察社会、改造社会、引领社会革命。若想在自然界中赢得自由，便需借助自然科学来探究自然、战胜自然、改造自然，从而从自然中获取自由”。“马克思主义体系中蕴含着自然科学，我们应当深入研习自然科学，否则，对于世界上诸多事物的无知，将使得我们无法成为合格的革命者。”
1941年6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提倡自然科学》的社论。
毛泽东的演讲持续了近一个小时，深入探讨了自然与社会的辩证关系、科学与自由的紧密联系，以及自然科学与自然哲学的内在关联等重大议题，赢得了与会者经久不息的掌声与热烈欢迎。
自然科学研究会的设立旨在：致力于自然科学的教育与探究，积极促进延安及边区的产业发展与经济建设，确保自然科学服务于抗日战争。该会拥有详尽的“章程”，其中对会员的资格、权益及责任均进行了清晰的界定。研究会下设多个专业分会，包括医药学会、农学会、地质矿产学会、机械电机学会、生物学会、化学学会以及建筑学会等。
在1940年八月，自然科学研究会召开了一场理事会，旨在对过去半年内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总结，并前瞻性地规划未来研究项目，以激励会员们更加积极地投身研究。紧接着，研究会还陆续举办了数场学术性的观摩研讨活动。进入1941年，会务活动愈发丰富，更加贴近实际需求，并取得了一系列显著的成果。
此外，1941年春季，应朱德同志的指导，农林学家乐天宇携手李世俊、方粹农、陈凌风等人，在延安之地共同创立了中国农学会。该会成员逾三十人，乐天宇先生担任首任主任委员。学会针对边区的农业、林业、牧业发展，贡献了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创建工科大学——自然科学院
延安，这片承载着中国革命辉煌历史的土地，不仅被誉为革命的圣地，更是中国共产党培育人才的摇篮。
历经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陕甘宁边区深受日寇入侵和国民党经济封锁的双重困扰，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为打破这一被动局面，党中央指示边区干部和部队在抵御侵略的同时，积极开展生产自救。为此，党中央从全国各地调集了一批精通科技领域的知识分子和技艺精湛的工人，致力于筹备建设生产军民必需品的各类工厂。
为了培育更多革命的知识分子，截至1940年夏日，延安地区已相继成立了鲁迅艺术文学院（简称“鲁艺”）、陕北公学（简称“陕公”）、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中共中央党校（简称“党校”）、中国女子大学（简称“女大”）、安吴青训班（简称“青训班”）以及泽东青年干部学校（简称“青干校”）等教育机构。然而，在这些学校中，尚无一所专攻科技的高等学府。1939年年末，党中央作出决策，着手筹备创建一所科技类的高等教育机构。
1940年1月，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首次召开代表大会，会议中科技界同仁亦积极参与，共同商讨延安科技事业的发展大计。大会决议亦明确提出了发展科学技术的方针。翌年2月5日，毛泽东同志在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讲，深刻阐述了自然科学的重要价值，极大地提振了延安科技工作者的士气。他们认为，科技人才是推动科技事业发展的关键要素，因而迫切呼吁设立一所专注于自然科学的高等学府——自然科学院，以培育各类专业人才，助力边区的经济建设。这一提议与中央的规划不谋而合。
在革命根据地进行办学条件极为艰苦，既缺乏图书、仪器及各类教学设施，亦无校舍与教师。唯有秉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信念，方能开拓办学之路。这便是后来孕育的延安精神，亦为自然科学院所传承的革命传统。
延安自然科学院招生通知。
1940年5月，延安自然科学院分别在《新中华报》（延安版）与《新华日报》（重庆版）上发布了招生公告，其中阐明学院的宗旨在于“培养抗战建国所需的技术干部与专业技术人才”，并坚定执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针。在共产党的号召下，众多革命青年与知识分子勇闯重重难关，纷至沓来延安，共同投身于创建延安自然科学院的伟大事业。
缺乏校舍，学生们便自行开凿窑洞。这些窑洞既是他们休憩的居所，也是他们研习的场所。课堂之上，无桌椅可供，同学们便以小木凳为座，将大腿当桌，进行阅读、书写与作业。入冬，师生们携手登山取柴，共同裁剪羊皮、搓制毛线、编织毛衣。尽管学习环境艰辛，但师生之间的互助与关爱愈发深厚。上级偶尔送来一些特殊物资，大家总是相互推让，将便利让与他人，将困苦留给自己。已逾花甲的老院长、著名教育家徐特立，尽管徒步需耗时一个半小时才能抵达学校，却依然坚持每日准时上班，以身作则，展现了艰苦奋斗的精神风貌。
今年九月，延安自然科学院宣告开学，此举填补了延安地区无理工科高等学府的空白。李富春、徐特立、李强依次担任了学院的院长。学院内部设有中学部和大学部。大学部下辖物理系（后更名为机械工程系）、化学系（后更名为化学工程系）、生物系以及地质矿冶系。此外，学院还设立了机械实习厂、化工实习厂、化工实验室和生物实验室等教学设施。在短短三年的办学期间，自然科学院总计培养了一千余名各类人才，并取得了一系列科技成果。
在20世纪40年代初，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全景映入眼帘。
1943年四月，中央作出决策，将自然科学院并入延安大学，并设为该校的一个分院，由陈康白担任院长。至1945年年末，自然科学院迁至张家口，正式成为华北联合大学的工学院。1949年，学院迁至北京继续办学。1952年1月，学院正式更名为北京工业学院。1988年五月，学院再度更名，成为北京理工大学。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延安自然科学院秉持的根本教学理念，学院定期组织师生投身科学考察和参与各类生产实践。在党的号召下，全体师生积极响应，为革命事业与国家建设贡献力量，秉承着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刻苦学习，勇于创新，为各根据地的建设和建国后教育事业积累了丰富的宝贵经验。延安自然科学院，作为我党创办的首所理工科高等学府，孕育了众多科技英才，产出了一批科技成果，积累了成功办学经验，其声誉永载史册！
丰硕的科技成果
1939年五月，陕甘宁边区的工业展览会盛大开幕，首次全面呈现了边区近年来在科学技术领域取得的丰硕成果。毛泽东同志亲自出席了开幕式，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指出：“在这场工业展览中，既有重工业，也有轻工业；既有大工业，也有小工业。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我们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无疑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1940年6月，由教师乐天宇（生于1901年，卒于1984年，后成为杰出的农林生物学家）领衔，自然科学院及边区农场等机构共同组建的森林考察团，历时47日，足迹遍布15县，对陕甘宁边区的森林资源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勘查。考察团提出了构建边区森林政策的七项建议，并在教学研究方面采集了两千余件植物标本。尤为显著的是，在此次考察中，他们发现南泥湾的荒地具备开垦潜力，遂向中央政府提交了开发南泥湾的建议及具体方案，此举迅速引起了中央的高度关注。毛泽东主席亲自约谈乐天宇，详细了解情况，朱德总司令也亲自邀请乐天宇及其生物系同仁赴南泥湾进行实地考察。随后，王震将军率领359旅开赴南泥湾进行垦荒，将南泥湾打造成为“陕北的好江南”，这对于缓解边区的经济困境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42年，毛泽东与朱德在延安与科技干部共聚一堂，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
“原本遍布边区山野的马兰草，如今变为了丰富的造纸资源。迄今已利用十万斤马兰草制成二十万张纸张，用于印刷各类书刊，极大地助力了边区新闻事业的发展。”马兰草造纸技术的成功，有效解决了边区用纸难题。这一创新举措赢得了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赞誉。此后，《解放日报》以及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联合政府》等重要著作，均采用马兰纸印刷。
任何将手电筒卖往延安的行为都将受到“格杀勿论”的严厉惩罚。据传，1942年之际，延安仅存三四台通过秘密渠道运入的手摇发电机，这些发电机仅供《解放日报》印刷厂、八路军总部以及中央医院使用。延安无线电制造厂的技术骨干林中、丁古等，秉持自力更生、突破封锁的决心，凭借废旧汽车轮胎、佛像铜像、炮弹钢材等物资，自行设计并制造了齿轮、弹珠盘、发电装置、磁铁等关键元件，最终成功研制出了小型发电机。
在延安化学厂，科技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工人们将羊油投入锅中煮沸，并加入苛性钠，使其沉淀，随后便能从中分离出可用于制作肥皂的油脂。凭借这些油脂，工厂每月可生产出35000条“新华牌”肥皂，既满足了延安军政教人员的日常需求，又能够对外销售，从而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这些土法生产的肥皂凝聚了技术人员们的智慧与克服困难的坚韧意志。此外，该厂还具备制造粉笔、牙粉、精盐、墨水等日常用品的能力。为表彰技术革新能手，工厂每月为他们增发一升小米作为奖励。工厂高度重视科技工作，不仅定期举办技术研讨会，每月还划拨专项资金用于技术培训，并成立了业余技术培训班。培训班分为初级和高级两个层次，由科班出身的工程师授课。教学内容紧密结合工厂生产实际，激发了工人们的学习热情。在这种模式下，工厂变成了学校，工人们成为了学员，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力的提升。这一成功案例得到了党和政府的肯定与推广。
1983年三月，杨作才再次踏上延安的土地，于中央大礼堂之前，留下一张珍贵的合影。
“这栋楼就是我们的政治工厂，今后许多党的文件和政策，都将在此诞生。”（二）中央大礼堂：作为延安的标志性建筑，它位于中央办公厅大楼前方约300米处，同样由杨作才先生设计。当时缺乏建筑机械，干部们凭借智慧和双手，于1942年下半年将其建成。这座穹窿式结构的大礼堂，长35米，宽30米，可容纳数百人。它既体现了民族风格的朴素与大气，又巧妙融合了西方现代堂馆的建筑元素。礼堂不仅设有固定坐凳和宽敞的主席台，还配备了休息室（兼舞厅）及乐队演奏台。1944年6月，中外记者团21人参观中央大礼堂时，无不赞叹不已。1945年4月，中共七大在此召开，歌剧《白毛女》亦在此首演。
此外，建筑领域的专业人士曾多次举办研讨会与观摩活动，深入交流窑洞建造技艺与空间布局的优化策略。现场对组织部大礼堂、八路军大礼堂的设计理念与建筑成效进行了评议，并展开了技术层面的交流与探讨。
“目前，延安已建立起包括纺织、被服、陶瓷、玻璃、肥皂、火柴、造纸、印刷、制革、煤矿、煤油、炼铁、化学、机械制造以及兵工等多个行业。其中，纺纱和织布，炼铁和制造构成了工业体系的核心。前者满足了大部分生活需求，后者则是工业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础。”这些成就，正是延安时期科学技术发展的结晶。
除了上述物质科技成果之外，众多非物质的科技论文与科普读物亦纷纷问世，它们对延安科技知识的传播与提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诸如温济泽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发表于《中国文化》第1卷第5期）、徐特立的《怎样进行自然科学研究》（发表于《中国文化》第2卷第4期）等作品，便是其中的佼佼者。《西北儿童》、《青苗》以及《解放日报》等媒体，更是刊登了许多趣味盎然的科普文章和破除迷信的故事，致力于科学知识的普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延安大众读物社（社长为周文）在科技普及方面投入了大量心血，不仅出版了一系列科普丛书，还举办了一系列讲座。他们的贡献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与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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